三十岁那年的秋天,莎拉波娃站在斯图加特站的球员通道里,手里攥着一纸来自国际网球联合会的通知,她低头看了很久,然后抬起头,对着不远处正举着长焦镜头的记者们笑了一下,那个笑容后来被无数媒体解读为“挑衅”,但在场的某位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:“她只是眼睛红了。”
那一年,她被禁赛十五个月,起因是米屈肼,一种她在过去十年里合法服用的药物,在2016年1月1日被列入禁药名单,而她和她的团队没有看到那封通知邮件,许多人说她是骗子,也有人说她是整个制度漏洞的替罪羊,她上诉,禁赛期从两年减为十五个月,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在裁决书里写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:“她并非有意作弊,但她负有重大过失。”重大过失,这四个字像一根细小的刺,扎在一个以“意志力”和“纪律”闻名于世的运动员职业声誉上。
但如果你真的了解莎拉波娃,你会知道,这件事发生在她身上,其实并不让人意外,不是说她一定会犯错,而是说她的人生,从来就不缺少“意外”的转折。
六岁那年,她跟着父亲尤里·沙拉波夫飞往美国,父女俩口袋里只有七百美元,语言不通,在佛罗里达的尼克·波利泰利网球学校门口等了几个小时,只为让教练看她打五分钟球,那五分钟,改变了她的命运,几年后,十四岁的她签下第一份职业合同,十七岁在温布尔登中央球场击败小威廉姆斯,捧起玫瑰露水盘,赛后她打电话给母亲,电话那头是西伯利亚小镇上凌晨三点的哭声。
从西伯利亚到温布尔登,从默默无闻到女子网坛最响亮的尖叫之一,她用了十一年,而在那十一年里,她几乎每一天都在做同一件事:把自己从一个会打球的女孩,变成一台精准的、不知疲倦的、为了胜利可以忍受一切的机器,她的父亲在场边用俄语喊“移动你的脚”,她的教练在训练结束后递给她一瓶水说“还不够”,她的赞助商在她赢得大满贯后连夜修改广告文案,她的经纪人告诉她:“你不仅是一个球员,你是一个品牌。”

这就是莎拉波娃的悖论,她是这个星球上最有商业价值的女性运动员之一,连续十一年蝉联《福布斯》全球收入最高女运动员榜首,她的名字出现在糖果、手表、跑车、运动品牌的全球广告牌上,但与此同时,她的职业生涯始终被一种声音笼罩着:如果她不是那么漂亮,她不会有今天的成就,这个声音太响了,响到有时候盖过了她在球场上的尖叫,于是她必须比别人更努力、更拼命、更冷硬,她训练时从不闲聊,比赛时从不微笑,就算赢下赛点也只是握拳、低头、走向网前,她说:“网球不是关于交朋友的。”

所以当禁赛令下来的时候,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崩溃,而是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,自己把一切都讲清楚,没有流泪,没有哽咽,没有律师团的官方声明,她坐在那里,穿着深色西装,对着台下几十台摄像机说:“我犯了一个错误,我让我的球迷失望了,我让这项运动失望了。”然后她宣布,她会回来。
十五个月后,她真的回来了,斯图加特站,外卡,第一场对阵意大利老将文奇,直落两盘取胜,赛后她在球场上跳了一小步,对着看台送出一个飞吻,所有人都以为那个熟悉的莎拉波娃又回来了,但事实是,那一年她三十岁,肩伤反复,发球时速下降了将近二十公里,移动也不复当年,此后的几年里,她再也没能重返大满贯四强,2020年初,她在澳网首轮输给维基奇,然后安静地宣布退役,没有巡回告别仪式,没有温布尔登的最后一舞,她在社交媒体上写了一封信,结尾是:“网球,我要跟你告别了,但在那之前,我要先感谢你。”
距离那次禁赛已经过去了好些年,人们再提起莎拉波娃,很少再说“骗子”或“禁药”,更多人记得的,是她在2004年温布尔登那个雨后的下午,十七岁的脸仰起来,对着天空张开双臂;是她和塞雷娜之间长达十五年的宿敌故事;是她站在网前,闭眼、转拍、然后发出那声划破空气的尖叫。
到底什么才是“意外”?是8次T?是禁赛1场?还是6结果?也许都只是数字,真正意外的,是一个从西伯利亚走出来的小女孩,在完成了几乎所有少年时代的梦想之后,坦然地说:“我犯了一个错误。”然后在她最擅长也最残酷的舞台上,再次站直了身体,迎接每一次可能失败的开始。
因为对她来说,网球从来就不只是输赢,那是她用尽半生,去证明自己不只是“那个好看的金发女孩”的战场,而战争,从来都只关于你想成为谁,而不是你最后赢了多少分。
发表评论
暂时没有评论,来抢沙发吧~